【中国产经新闻】大赛金牌在增加 国民体质却下降
连续六届亚运会金牌第一,北京奥运会金牌第一,中国竞技体育正走入金碧辉煌的时代。然而,与此同时,却是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今年初公布的一组最新的国民体质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的国民体质再次下降。较之2000年,我国青少年肥胖率增长近50%,城市男学生1/4为胖墩儿。较之2000年,青少年近视率从20%增长到31%。而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曾经对中日美三国初高中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问卷调查显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初中生,中国为8%,日本为65.4%,美国为62.8%;高中生中国为10.5%,日本为34.5%,美国为53.3%。
在国际赛场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体育巨人站了起来,但也许这个巨人身上并不只是结实的肌肉和强劲的骨骼,而是一个局部患了“肥胖症”的大个子而已。
“淡忘”的亚运会
“赢了!”随着主攻手李娟的最后一记重扣,中国女排终于在险之又险的情况下卫冕成功,中国金牌总数也被锁定为199枚,创下单届亚运会一个国家摘得金牌最多的新纪录。面对这令人激动的时刻,体育迷王瑞尊没有鼓掌欢庆,也没有握拳喝彩。她依然稳稳地待在被窝里,想着“亚运会完了,明天看什么电视节目呢?”
如果同样的时刻放在几年前,年过不惑的王瑞尊绝对会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闯进儿子的房间,告诉他“某某某拿金牌了”。尽管忙于工作的儿子通常会给她一个大白眼,但她仍然乐此不疲一次次地破门而入。因为,在她看来,每个金牌里都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其实,这些项目离我们太远了。”王瑞尊如此解释她心态的转变。王瑞尊喜欢的运动项目并不少,而且大多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例如,乒乓球、跳水、女排、男篮。但由于场地或者年龄的问题,她总是无法亲自尝试一把,只能看看电视,过过干瘾。
随着时间的迁移,王瑞尊的热情慢慢地消散了。现在,虽然她还是会看直播,但之前伴随的焦急、兴奋、悲伤等诸多表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亚运会成了她消磨时光的工具,金牌数也仅仅是个数字而已。
和王瑞尊一样,对金牌不再狂热的人不在少数。在一家网站所做的“中国体育是否应淡化对金牌的追求”。调查中,85.6%的网友(9703票)选择了“是”。
不过,一些官员们并未感觉到老百姓的热情在消退,还在为创造了新纪录而沾沾自喜。稍有不同声音出现时,还不惜恶语相向。或许在他们眼中“金牌就是一切”。
有了金牌就有了一切?
长期以来,运动员在赛场上疯狂争金夺银,在中国体育官方话语体系中,往往被认为是举国体制从辉煌走向辉煌的见证。但有意思的是,近年几乎每次大型体育运动会前后,外界都会传出对金牌观的争论,以及对举国体制走向的猜测。
广州亚运会也不例外,而且来得更早。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开幕首日,中国代表团狂扫19金。翌日,杨明即针对中国代表团的“开门红”发表评论,称“一家独大并非好事”,反而可能带来不少隐忧。他认为,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强国,而一家独大,还“会引导本来就畸形的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极端”。
让人们没想到的是,来自于官方的反驳会如此快、如此强烈。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针锋相对地发出一连串诘问: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不争第一那还谈什么“体育精神”、“奥运精神”?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
也许,殷宝林的想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并没有错。但放在今天,他确实有点落伍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尤其是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主场作战金牌第一的洗礼过后,金牌的光环正在中国公众心目中逐渐褪去,而它所带来的特殊“边际效益”——骄傲和自豪感——也自然被淡化。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的金牌数挤进了前三名。这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发达国家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从那一刻起,中国不再需要去证明什么了。”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说。
正像广州亚运会的一名志愿者所说的那样:我只记得中国运动员们拿到了199枚金牌,但究竟是谁拿的早就记不清了。也许,199枚金牌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激动,还有视觉疲劳。
金牌与体质脱节
自从北京奥运会金牌数成功超越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或者说是金牌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了体育强国。
何谓体育强国,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曾提出了3个标准: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体育成绩的好坏。
袁伟民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述3个标准。首先,所谓的体育人口不仅要将体育作为一种兴趣,而且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体育观念很强、经常参加比较正式的体育运动、经常进行体育消费,才能被称为体育人口。其次,中国目前还远没有产生像耐克那样的世界顶级体育装备品牌,没有形成体育产业链,人均体育场地也远不如体育发达国家。最后,中国的优势项目多是世界上普及程度不高、市场效益不佳的“小众”项目,而需要广泛群众基础的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则还比较弱。
“要想当体育强国,不仅竞技项目要强,更重要的是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只有全民参与才能达到成为体育强国的要求。”薛胜文说,参与竞技体育的那些精英在13亿中国人中只是一小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的体育水平。
在薛胜文看来,中国要想真正实现体育强国之梦,就需要打破举国体制,建立全民健身体制。
举国体制的拐点能来吗?
举国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是效仿前苏联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快速“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可否认,举国体制对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都作出了极大贡献。但举国体制同时也意味着庞大的财政支出都集中在了竞技体育上面。本该‘比翼齐飞’的群众体育(如体育教育和体育设施建设)却成为很多地方体育管理者眼中的‘鸡肋’。”薛胜文说。
《全体育》主编张路平曾对“一枚金牌的花费”进行过调查。调查数据称,全国1个奥运周期的体育财政投入大致不会少于360亿元,把这个庞大数字分摊给北京奥运夺得的51金,就会发现‘1枚金牌耗资7亿’。这还没有把运动员从少体校开始一步步由市里到省里,最后被选拔到国家队的费用算进去。
虽然这种算法遭到了体育总局的质疑,并称其荒谬。但国家对竞技体育投入之高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再看全民健身方面,《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拿出本级所留用体彩公益金的60%用于全民健身计划,40%用于奥运争光计划。但对于这个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11月24日,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陈培德在浙江卫视中表示并不乐观。
也有媒体报道,虽然中国各类体育场馆的数量已超过61万个,但有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为体委等部门占据,剩下仅8%可供老百姓使用。对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有点实际意义的社区体育场地,人均只占0.006平方米。
“花如此大的代价来换取1枚金牌值得吗?尤其是在中国早已证明了自己的今天。”薛胜文不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
其实,关于对举国体制还应存在与否的争议,早在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以及上届多哈亚运会之后,都曾被广泛探讨。这种讨论,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但情况并未好转。
对于具体的原因,有媒体报道,北京奥运会史无前例的51枚金牌再次被认为是“说明举国体制有效”。为避免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金牌和奖牌数量大滑坡,该体制5年内不会改变。因为,“滑坡了,老百姓不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担忧似乎已经站不住脚了。尤其是,10月10日公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公开征求意见稿给了业界更多的想象空间。也许,这正预示着中国体育向全民健身转变的到来。
一体化教育破解“一头沉”
其实,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学校的体育教育也极为重视,在评定优秀学生和教学质量时,都把体育课成绩和体质成长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但由于场地的缺乏和组织的不到位,青少年放学后几乎难以形成有效的体育锻炼。加之学业负担重,老师和家长都把体育作为教育的附属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德智体美的教育投入中,体是配项,德和智才是主项,经费侧重点不一样。而国家体育总局对待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是只管不办。
相反,我们发现,在国外的中小学校,除了有较为丰富的课内体育活动外,课外的体育活动也极为多样。而且,这样的活动多数是由学校或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大家按兴趣自由组合,并形成像篮球、棒球、体操、足球等各种竞赛队,校际联赛也极为丰富,同学们通过参与各种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增强了自信,又提高了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比起个人在课余后参加体育兴趣培训班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体制中,只把校内体育课作为重点,对于校内外体育兴趣的延伸并没有纳入整体教育的思路和规划中,从而出现在校体育课过于枯燥、紧张,课外体育锻炼基本处于“放羊”状态的奇怪现象。
因此,在中小学的体育教育规划中,不妨采取“一体化”思路,让课内体育外延到课外,同时利用学校体育场地周末闲置的条件,在校园内开展多种体育竞赛队,并组织校际联赛,从而消除课余体育活动不足问题,让青少年在快乐中享受兴趣体育,真正提升国民体质。
亚奥理事会终身荣誉副主席魏纪中说,举国体制没改还有一个因素是现在还找不出一个很好的体制来代替它。现在看来,让老百姓持不同意见的,是投入产出比不好。参考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来看,就是把竞技体育社会化。但是并不太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就如现在的足球、篮球,虽然也有了不少收入,但并没有多少再投入到竞技体育的发展中。
魏纪中比较看好的一种方式是把一些竞技体育的个人项目放到高校去。在高校中培养高水平竞技选手,学习美国和其他西方体育发达国家的做法,采取体育和教育结合的方式,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实现正金字塔模式。如此一来,不仅减低成本,还可以部分解决运动员的就业问题。
“如果经费解决不了的话,用政策来解决。比如:把体育彩票,划一部分给学校体育。”魏纪中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我国设体育彩票的初衷就是为了支持大众体育的发展,提高人民健康素质。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都是靠政府主导形成的,转向的突破口也应该从政府自己身上找。也只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才能推进我国体育体制的转型。”薛胜文表示,我国应该把提高居民身体素质纳入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体系中,并且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来对待。
也许只有这样,才会让“王瑞尊们”感到体育不再遥远。
原文发布地址: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101201/21159040892.shtml (中国产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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